美国MCM国际设计集团是一家专注于打造完美环境的国际建筑规划设计公司，在洛杉矶、中东和北京均设有办公室。MCM集团创始人、CEO麦克.米歇尔先生（Michael C. Mitchell）是在国际游乐胜地设计、景区设计及休闲服务设计领域里享誉世界的设计顾问。在他近40年之久的职业生涯里曾经成功地为59个国家超过2000多个项目做出过杰出贡献。前不久，记者采访了麦克先生。麦克以多年的设计经验为基础，围绕主题公园设计主题畅谈了自己的设计心得和独特感悟。

记者：请首先介绍公司概况。

Michael：1984年12月，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。此后的30年间，我们在世界上59个国家设计了2000多个项目。我们有幸参与了许多大型项目，包括七届奥运会、五届世界博览会。我们的全球总部设在洛杉矶。1999年底，我们进入中国市场，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。

记者：能否和我们分享奥运会的规划运营经验？

Michael：洛杉矶奥运会在规划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我当时被引荐给组委会主席。奥运会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赛事，也包含人类实施的大型建筑实践，我对此充满兴趣。在我看来，奥运会规划是个系统工程，超过100个系统被整合起来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运行。这些系统包括交通、饮食服务、票务、住宿等等。我采用了整合设计方法。其次，我认为奥运会是以电视转播主导的赛事。然而，许多人趋向于规划成体育竞赛。但如果把奥运会看成电视赛事，你会将经费尽量花在摄影机前，而不是摄影机照不到的地方。正是由于这两点，洛杉矶成为奥运会史上第一个盈利赛事，实现了2亿美元的利润。实际上，盈利并不是举办奥运会的目的，目标是以方式正确运行，保持高效，节约成本。

记者：我很好奇洛杉矶奥运会场馆在赛后的状况。人们是否继续使用，还是拆毁这些建筑？

Michael：洛杉矶奥运会只有一半的场馆是新建建筑，另一半是将现有的会议中心、排球馆之类的建筑加以改建。奥运会后，一些场馆成为休闲场所、会议中心。我们的经验就是系统化设计，而不是交通、饮食等规划团队各自为政，这样会耗费更多成本。

记者：您的专长是主题乐园设计，请问优秀项目的共同点是什么？

Michael：中国的主题乐园与国外的主题乐园相比有一定差距，原因是这些项目不够有趣。主题乐园应当有趣，引人入胜，让人拥有现实生活无法给予的体验。主题乐园的投资回报率不高，不能让投资方获得可观的利润。以迪斯尼乐园为例，每年的利润回报率只有10-15%。主题乐园要创造人们前所未闻的体验，要令人兴奋，加入创新元素。大多数美国主题乐园始终坚持宣传营销，举行各种活动招揽顾客，具体的娱乐设施只是一部分而已。

美国的主题乐园规划者会调查每天预计的参观人数，每个景点都有固定的游客容量，从而设计合适数量的公园景点。主题乐园设计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。设计参考了市场需求、经济可行性研究、景点容量。

记者：创造各种精彩活动似乎是主题乐园开发者的工作？

Michael：不一定。以夜景灯光游行活动为例，活动可能只持续四五个月。其后，设计师会进行其他夜间活动的策划。实际上，主题乐园设计师要负责设计公园中所有不同的体验，包括景点、活动、方案策划。

记者：MCM在中国做过哪些项目？

Michael：我们在中国设计了多个主题公园。我们为宁波广播电视集团（ZRTG）设计了海洋文化影视基地，概念设计已经完成，示意图在进行中。我们为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设计了几个不同方案，供业主挑选。另外，我们在青岛设计了一个集爱情主题公园、养老社区、蓝莓观光园综合性项目。这些项目的类型各不相同。

记者：中国占MCM去年市场份额的几成？

Michael：大概占到一半。我们在中东和非洲也有项目。

记者：中国公司的员工人数有多少？

Michael：43人。中国许多建筑设计公司员工众多，只有少数国家能与之匹敌。对于美国设计公司，50人、100人就算不错的规模。只要高效运行，设计师人数不一定要多。我们运用了西方设计流程，小团队也能完成其他公司2.5倍的工作量。

记者：针对一些大型项目，美国和中国的设计团队是否要通力合作？

Michael：合作是必不可少的。美国团队负责创新方案，中国团队负责实施的环节。我们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了一个非洲项目，对方负责方案，我们实施。中国的设计团队现在不仅着眼国内，也会寻找全世界范围内的机会。

记者：与美国情况比较，同中国业主、设计协作方的合作有什么不同？

Michael：业主有很大不同。过去200多年历史中，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，建筑界一直在做过程设计，开发出设计体系。相比，中国文化的驱动力不是科技，而是领导。中国建筑设计以领导的观点为重，不取决于技术流程。两种环境的“语言”模式根本不同。

记者：同中国的业主交流有什么秘诀吗？

Michael：我认为业主有权得到最佳建议和最优秀的方案。他们付钱，其观点理应得到重视。作为设计师，我们要向业主呈现出高效、优化的方案。业主如果提出不喜欢一项设计，我们就会更改。我们在中国的客户有两种，一种是认为建筑师更懂设计，将选择权交给我们；另外一种更相信自己，设计师只需要提供几种材料，他们选择喜欢的。我们最近的一个项目，被告知需要更改。然而，甲方领导指出：公司支付了高昂的设计费，对方是知名设计公司，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懂得比设计师多？我们应该遵循原定的项目步骤。当然，也有甲方觉得自己更懂行，他们要求设计师给出不同的方案，再让他们挑选。

对于住宅、学校、传统建筑项目，中国设计公司具备充足的能力和经验，因此甲方雇佣国外设计公司是愚蠢的行为。然而，西方公司在设计主题公园领域拥有几十年经验，中国的设计公司不具备这种经验，这是我们的竞争优势。中国在旅游领域的设计经验只有25年左右。我们的专长是娱乐观光、旅游休闲、主题公园营造。

记者：您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项目是什么？例如突破了各种限制的项目。

Michael：传统建筑设计在许多方面存在不足。目前的世界不具有可持续性。如果未来继续按同样的方式建设，其实是不可持续的。规划师存在失职，他们应当设计一个宜居世界。（指着窗外）这些城市空间没有吸引力，不符合人的尺度，但它们的确都出自建筑师之手。作为职业建筑师，也作为人类，挑战在于给出多样化的构想，使建筑实现盈利、对用户友好，让下班回家的道路更加宜人。我们要对规划方式“重新思考”。

世界不断改变，正在趋向于一个“数字界面”。建筑师要主动适应这种变化，营造“智慧空间”。我们在做的一个景观项目具有数字互动性。随着你的活动，景观会呈现不同的外观。日本最近有一项研究，日本少女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超过7小时；其中10%的被调查者每天使用手机超过15小时。研究表明，5年之内，手机就能有超级计算机的强大功能。届时，手机可以达到人类大脑的极限，与环境发生互动。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客观世界和可持续性的界面，建筑师面临的挑战也在于此。刚才提到的宁波影视基地，包括订票、入园、赢取奖励在内的环节都添加了智慧设计。因为人们以数字化形式使用主题公园，他们能按方便的时间自由利用。数字科技将会对建筑设计产生革命性影响。例如，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，人们倾向于选择更大的浴室。美国浴室甚至有水疗空间，女性会花许多时间在浴室里化妆。如果没有钱，她们都不会用化妆品。

许多建筑师认为自己是艺术家。建筑师不应当是艺术家，而应是生活和文化的倡导者。美国的智能家居中，用户只要打个电话，就能在到家前，享受自动备好的晚餐。现在地铁上的乘客都喜欢看手机视频。这都是数字革命带来的改变。未来五十年还有更多变化。在人类生活方式构想领域，建筑师要尽自己的职责。

记者：数字产品使用方面是否存在地域差别？

Michael：数字革命和地点、文化、价值观、信仰无关。我观察到寺庙的僧侣都使用手机和电脑。

记者：中美两国人民对主题公园的使用习惯有差别吗？

Michael：的确有区别。中国目前处于转型阶段。中国人认为西方文化很酷。他们去主题公园不是为了体验，而是用拍照等形式，向别人证明他们来过这里。美国人更重视主题乐园带来的体验。30年后，我想中国人不会再这么做，不再想证明自己的特殊性。1980年代末，我曾在前苏联工作。当时苏联人比较贫穷，有的人买了太阳镜，故意保留价签，好让别人知道自己花了大价钱。

记者：您对北京的公共空间有何看法？

Michael：众多的人口聚集在有限的空间里，北京不是一个“人类友好”的城市。北京的道路让我在过马路时感到害怕。提到上海，我喜欢前法租界区，小巧的林荫道路，路边楼房只有两层。但我一点不喜欢浦东，那里只有购物广场、高楼、完全没有适宜尺度，规划完全失败。尽管高楼没有过错，公共空间是缺失的，不应有那么多的铺装地面。纽约中央公园是个优美的公共空间，包括绿化、土路、各种自然元素。反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全部铺上了水泥。我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受苏联影响很深，例如用巨大的广场彰显权力。天安门广场也是更关乎于权力。夏天那里热浪灼人，让人感到不舒适。此外，北京的公园往往相隔好几个街区，毕竟这是个人口密集的城市。当然，中国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景点。

记者：怎样获得设计灵感？

Michael：首先是保持好奇心。其次，不断学习，我从不在乎考试分数。另外，要对自己有高要求。如果要求给出3个想法，我会迫使自己提出5个。创造力也是一种练习。你要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，关注周围的人。

记者：是否试过将中国文化融入主题公园设计？

Michael：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文化得到重视和传承，这是非常正确的。我们是美国公司，本身是美国文化。但来到中国，我们必须汲取中国的传说、文化，与西方理念相结合。这是因为中国人青睐西方的观念和想法，认为西方产品质量上乘。如果我们设计的主题公园完全采用中国文化，人们可能不会太肯定。中西方文化的综合是必要的。比如，上海迪斯尼乐园就同时运用了中外文化元素。我们正在做一个小型儿童主题公园。我发现英文标识在中国西部城市并不多见。我们询问业主，公园里是否只用中文标识。业主否定了这个提议，英文标识让中国游客觉得更时尚。

记者：有哪些可持续城市是北京可以效仿的？

Michael：德国和北欧一些小城市，人口只有5-10万。人们骑自行车上班。中国城市的最大问题来自汽车。欧美国家均试图减少汽车数量，让人们重新选择自行车出行。选择自行车有两个理由，其一，锻炼身体，研究表明身体活动对保持健康不可或缺；其二，利于环境。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骑车。东方是国家下达指令；西方更多的是个人主义，个人责任聚集成整体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，要做对社区有益的事。西方有个谚语，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在自己离世时比出生时更好。不在乎你的财富或给家人的遗产多少，也和你的地位没关系，而是你如何让这个世界更美好。这个思想存在于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核心。目前，中国正在转型。西方国家至少一半人正在关注环境问题，当前面临严重的环境危机，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，未来人类将无法生存。德国和丹麦等欧洲国家政府颁布了环境政策，个人也做出了行动响应，都是为了创造更好的世界。

我认为中国人应当尽量选择离家近的工作。这也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，即创造拥有各种功能的“核心”。大多数的纽约人没有汽车。一方面是由于停车费用高，更多因素是公共交通极其便捷。美国一项研究显示，由于空气污染，北京居民寿命将缩短6年。这是为汽车使用付出的代价。文化方面，北京是世界上极为重要的城市。但是北京应该变得更加可持续。我认识许多高智商人士在考虑离开北京。汽车是PM2.5的重要来源。如果北京不改善空气质量，可能将失去文化中心的地位。

记者：对于公司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有何规划？

Michael：利用我们在旅游休闲项目的经验，在项目中讲述一定的内容。我们在中国南部经验较为欠缺，将要设立广州公司，开拓南方市场业务。通过演讲和项目展示，我们将致力于推动创新数字理念。我们是专长鲜明的公司，要向外界展示区别于别家的业务能力。

记者：您在工作日和周末分别有哪些安排？

Michael：和普通人不同，我总是在工作。工作总让人兴趣盎然。我每年去中东地区四次，在欧洲和中国的时间大概有两个半月。工作日中，上午9点到下午1点是工作时间，1点到4点是健身和午饭时间，4点我回到办公室，工作到晚上8点。我周六也工作，一周工作六天。周日我会做些家庭杂务，或者和同龄人一样，含饴弄孙。每次出差大概去五六个城市，到各地看项目情况。我坚持健身，40岁前参加体育竞赛。我今年69岁，如果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，可以工作到80多岁。对于智识人士，并不存在退休这回事。

记者：您经常在全世界各所大学教学、演讲。

Michael：从1960年上高中时，我就开始在图板上绘图。56年来，我获得了许多经验。即使失败，我也能得到不少收获。未来在年轻人手上，我想应该把这些有用知识和经验传递给他们，因为他们会负责规划将来几十年的世界。

记者：您对中国青年建筑师有什么建议？

Michael：与美国建筑系学生相比，中国学生在专业技能方面或许更强。但对自己工作的理解上稍逊。我的建议是别太关注建筑外观，而要多思考建筑在环境中的作用，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我们必须明白建筑的目的。建筑师要致力于帮助人类更好的生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