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协委员来自方方面面，是社会各界代表性人士。他们在担负政协委员之责的同时，还肩负着各自的本职工作。“一肩双责”的他们，用履职服务改革发展，以行动诠释责任担当，彰显了时代使命和政协价值。在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，湘声报记者走近一群省政协委员，记录他们的2015年，讲述委员故事，见证社会进程。

20年间，蒋涤非从企业到高校到政府，不断转变角色，但从未远离建筑专业。

“当下的建筑幼稚也好，荒诞也好，终会变得理性、有序，不要苛责过程”

Q：中国当代建筑“千城一面、山寨横行、求高求怪”备受诟病，一些机关办公楼模仿外国建筑样式，大山区里打造欧式步行街，既没有本土风格，也与周遭很不协调。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?

蒋涤非：那是发生在特定的时期 。一个人从一无所有，到突然有点钱，会有一个想炫耀的过程，城市建筑也是如此。建筑存在就存在了，但品质会慢慢提升，会转换，会用更有品位的东西替代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

Q：但是建筑的生命很长。

蒋涤非：没关系啊，我并不认为它多可悲。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去苛责。

人从不会挑穿衣服到会挑衣服，从刚开始的炫耀，到慢慢注重自身内在的气质，会有个过程，我们要有这个心态——宽容。因为这是绕不开的，人有这样的过程，城市也有这样的过程。中国是这样，欧洲也同样。没必要痛心疾首。

开心地面对我们的成长，幼稚也好，荒诞也好，认清这是历史留下来的东西，历史的片段就在那存在着。这样，反而城市的层次会很丰富，同时城市的多元化也有见证。它有野蛮生长的时候，我们去引导它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绿色发展，然后慢慢变理性了，有思考了，有序了，科学发展了，就新常态了。

Q：不可否认，一些地方的公共建筑体现的是当地领导的审美，而并非建筑师和民众的审美。这两者之间是一对矛盾体吗?在你担任株洲市副市长时，作为专家、建筑师的立场，有没有和其他领导意见向左的时候?

蒋涤非：我认为审美都是立足点的问题。如果领导、专家、市民都立足于让城市宜居，更有品质，那并不存在矛盾。为城市，不是为领导，不是给别人看，而是让市民享受。站在这个立场上，很多事情是说得清楚的，如果举措是对的，其实各级领导都是支持的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在株洲工作时，从来没遇到过什么障碍。书记和市长很放手，认为这是一个专家型的领导，那就去干吧，他认可的事情，会做一个均衡，会懂得经济，在市民需求与理想之间达到平衡。即使有问题，也只是我们对项目分析得不透彻，或不够现实，或成本代价太大，或市民并不喜闻乐见。我从来没有怀才不遇、壮志未酬的感觉，除非是自己没把问题想清楚。

Q：建筑与时代的关系你是如何看的?

蒋涤非：建筑是有时代性的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建筑可以成为政治的一种有效表现工具、展现形式。不同时代，不同政治环境，往往会有不同的建筑表现。它们是有关联性的。你看，朝鲜的建筑和韩国的建筑不一样，文革时和今天的不一样。但建筑又能超然于政治而存在，因为它比政治更恒久。政治是当下的，建筑是恒久的。

Q：湖南广电中心大厦是你早年的设计作品，一个巨大的h。随着电视湘军的崛起，成为湖南的地标。作为她的设计师，现在你如何看待设计上的得与失?

蒋涤非：这个得，是指在那样的时代，它具有超前性。从它的规模、尺度、选址都是相当超前的。记得那是1994年，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很少见，也少有作为城市综合体的建筑。一开始相关部门只预估5万平方米，我们做了10万平方米，用的材料也很好，都是铝板和花岗岩。按照湖南广电的发展，如果不是这样，现在根本没法用了，要炸掉重来。这证明，一切建筑的适度超前、规模预见是有必要的，否则容易被淘汰。

但问题在于，放在今天，对一些功能的预期还不够，包括停车、室内与室外空间形式的细腻度，能否少留下一些时代烙印。完全没有想到20年后会有这么多车，会是这样的情况。人的思维都有时代的局限性。

当时的设计，是表现一种阳刚，表达一种上升的强大力量，是一个蓬勃成长期的电视湘军形象，是一种青春期式的形体和空间状态。她烙印的是那个时代，诠释的是那个时代。如果现在我来设计，肯定不一样了，会设计得更内敛，更老成点，空间更细腻、精致些。这也和现在的电视湘军成熟、成长有关。

Q：做了这么多年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师，心中理想的城市和建筑面貌是什么样的?

蒋涤非：宜居宜业。欧洲有很多城市做得很不错，交通通畅、环境优美、空气质量好。宜业，就是有丰富的就业机会，城市很有活力。

亚里士多德说，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来到城市。城市是提供美好生活的。